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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作者:admin 日期:2010-6-22 10:00:44 人气: 标签:
导读:崇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上官甲一、农业学大寨的兴起农业学大寨是党中央的决策,也是农业改变落后的自然生产条件的客观要求。自古以来崇安县的农业生产饱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损失之苦,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困境中。解放后,虽然对山河进行了多次的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由于崇安地理复杂,加上农业基础差,抗灾能力仍很弱。崇安地处福建的西北部,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地势高差大,高低之差在1833米。最高处的黄岗山达2158米,最低处的兴田镇只有165米。农民俗称“ 一丘高一丈,垄项在天上”。分布在海拔600米以上的耕地就有64297亩,占20%;分布在山垄坡地上的有15293亩,分布在河谷坡地的有23971亩,而且丘小旁(土字边)高。全县一丘田不到0.2亩大的耕地有79966亩,占25%;0.2—0.5亩的有63039.84亩占19.7%。农民把这些田比作“斗笠丘,眉毛丘”。不要说农业机械化,用畜力耕作都很困难。加上地势的高差,河流源高流急,每当春季山水一来冲毁田地,流走庄稼。农民望着一丘丘冲走的庄稼,哀叹:“上丘冲下丘,三天到福州。”这种自然条件已成了制约农业生产的严重问题,非征服不可。二、农业学大寨的发展历程崇安县农业学大寨与全国一样,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从1964年到1978年先后经历了发起、受挫与走样、振兴与高潮三个时期。(一)发起阶段1964至1966年这三年是农业学大寨的发起阶段。自1964年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县委、县政府召开多次会议,研究、制定学习大寨的方法措施,部署农业学大寨工作,并在群众中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一个学习大寨的氛围。通过宣传,广大社员对大寨有了充分的认识,生产劳动积极性高涨,踊跃投入农田基本建设,挖水沟、架木槽、引水灌田、筑草坝、开山沟、防洪防涝,农业生产有了发展。1965年,除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作物都比“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增加。粮食总产达5291.5万公斤,增加1435万公斤;水果总产达3万公斤,增加0.45万公斤;茶叶总产16万公斤,增加1万公斤;生猪年存栏28814头;增加7814头,家禽141452头,增加48250头。(二)受挫与走样阶段从1966年底到1970年的三年半时间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崇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了一片混乱。1966年秋,北京等城市“红卫兵”开始串连,之后,崇安县机关、学校、厂矿、农村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随即卷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民进城,机关也停止了正常工作。大批县、社领导被揪头、靠边站。运动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等谬论。农村无人管,生产没人搞。农业学大寨受挫停滞。“四人帮”把大寨先进典型变成他们在农业战线上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强制学小靳庄的所有制,要把生产队的核算单位改为大队或公社一级核算。把学大寨运动引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科技人员为“臭老九”,县、社两级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被撤销,技术干部下放劳动。又批判“唯生产力论”,一时间,把各种“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标语换成“大批促大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等标语。县革委会又多次召开大会抓典型批判,把社员利用早晚休息之时搞些家庭副业收入当作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批判,社员开荒地种烟收入被作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收。据统计,由于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耕地由1965年的13664亩减到9711亩。此外,还关闭农村集市贸易,清查了所谓自流人和半自流人439人;抓暴发户,清理超支户,办重点人学习班,在田头地里搭指挥台,摆批判桌,批斗了96个“阶级敌人”,搞得人心惶惶。一些生产队取销按劳分配的原则,搞所谓大寨工分,记大概工,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明显下降,出现“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评分人等人”现象。这段时期不但无法开展治山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3891.6万公斤,比1965年减产27.8%。主要经济作物的莲子只收了200公斤,几乎绝收。(三)高潮阶段1971年至1978年,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这八年是农业学大寨获得成绩的主要时期。1970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主持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重申了“农业学大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利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与生产,着手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与个人增收以及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的工作条例等具体政策。县社各级干部进行了认真学习,受到了鼓舞,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工作,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出现了转机。1973年全县掀起改造大自然的新高潮。当年,星村公社曹墩大队就打响了改河工程的战斗,几个月间就开通2500米长25米宽的河道,筑起1.2米高的河堤。武夷公社天心大队桂林生产队完成了174米长宽7米高6米的围滩建田工程;赤石大队

崇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上官甲

一、农业学大寨的兴起

农业学大寨是党中央的决策,也是农业改变落后的自然生产条件的客观要求。自古以来崇安县的农业生产饱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损失之苦,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困境中。解放后,虽然对山河进行了多次的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由于崇安地理复杂,加上农业基础差,抗灾能力仍很弱。

崇安地处福建的西北部,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地势高差大,高低之差在1833米。最高处的黄岗山达2158米,最低处的兴田镇只有165米。农民俗称“ 一丘高一丈,垄项在天上”。分布在海拔600米以上的耕地就有64297亩,占20%;分布在山垄坡地上的有15293亩,分布在河谷坡地的有23971亩,而且丘小旁(土字边)高。全县一丘田不到0.2亩大的耕地有79966亩,占25%0.2—0.5亩的有63039.84亩占19.7%。农民把这些田比作“斗笠丘,眉毛丘”。不要说农业机械化,用畜力耕作都很困难。加上地势的高差,河流源高流急,每当春季山水一来冲毁田地,流走庄稼。农民望着一丘丘冲走的庄稼,哀叹:“上丘冲下丘,三天到福州。”这种自然条件已成了制约农业生产的严重问题,非征服不可。

二、农业学大寨的发展历程

崇安县农业学大寨与全国一样,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从1964年到1978年先后经历了发起、受挫与走样、振兴与高潮三个时期。

(一)发起阶段

19641966年这三年是农业学大寨的发起阶段。自1964年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县委、县政府召开多次会议,研究、制定学习大寨的方法措施,部署农业学大寨工作,并在群众中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在广大农村形成了一个学习大寨的氛围。通过宣传,广大社员对大寨有了充分的认识,生产劳动积极性高涨,踊跃投入农田基本建设,挖水沟、架木槽、引水灌田、筑草坝、开山沟、防洪防涝,农业生产有了发展。1965年,除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作物都比“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增加。粮食总产达5291.5万公斤,增加1435万公斤;水果总产达3万公斤,增加0.45万公斤;茶叶总产16万公斤,增加1万公斤;生猪年存栏28814头;增加7814头,家禽141452头,增加48250头。

(二)受挫与走样阶段

1966年底到1970年的三年半时间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崇安县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了一片混乱。1966年秋,北京等城市“红卫兵”开始串连,之后,崇安县机关、学校、厂矿、农村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随即卷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民进城,机关也停止了正常工作。大批县、社领导被揪头、靠边站。运动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等谬论。农村无人管,生产没人搞。农业学大寨受挫停滞。

“四人帮”把大寨先进典型变成他们在农业战线上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强制学小靳庄的所有制,要把生产队的核算单位改为大队或公社一级核算。把学大寨运动引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科技人员为“臭老九”,县、社两级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被撤销,技术干部下放劳动。又批判“唯生产力论”,一时间,把各种“农业学大寨”的有关标语换成“大批促大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等标语。县革委会又多次召开大会抓典型批判,把社员利用早晚休息之时搞些家庭副业收入当作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批判,社员开荒地种烟收入被作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收。据统计,由于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耕地由1965年的13664亩减到9711亩。此外,还关闭农村集市贸易,清查了所谓自流人和半自流人439人;抓暴发户,清理超支户,办重点人学习班,在田头地里搭指挥台,摆批判桌,批斗了96个“阶级敌人”,搞得人心惶惶。一些生产队取销按劳分配的原则,搞所谓大寨工分,记大概工,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明显下降,出现“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评分人等人”现象。这段时期不但无法开展治山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3891.6万公斤,比1965年减产27.8%。主要经济作物的莲子只收了200公斤,几乎绝收。

(三)高潮阶段

1971年至1978年,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这八年是农业学大寨获得成绩的主要时期。

1970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主持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重申了“农业学大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利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与生产,着手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197112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与个人增收以及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的工作条例等具体政策。县社各级干部进行了认真学习,受到了鼓舞,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工作,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出现了转机。

1973年全县掀起改造大自然的新高潮。当年,星村公社曹墩大队就打响了改河工程的战斗,几个月间就开通2500米长25米宽的河道,筑起1.2米高的河堤。武夷公社天心大队桂林生产队完成了174米长宽7米高6米的围滩建田工程;赤石大队平整田地1200亩;角亭大队开通4华里水渠,拓开了7个山洞建起一个电站;下阳公社开通下屯至金竹的环山公路30余公里;吴屯公社小际开劈了一座茶山,建起了茶厂;兴田公社开通了黄土至汀浒的9公里公路。此后治理山河热潮一年高一年,每年秋冬季节人群满布山坡、田野、溪河,学大寨运动搞得热气腾腾,一浪高一浪。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作物年年增产。到1978年粮食总产为8982.6万公斤,比1969年增产4952万公斤;水果35.3万公斤,增加32.33万公斤;茶叶总产32.52万公斤,增加8.74万公斤。还涌现了很多粮食高产队多产田,1971年,城南大队一小队为增上千斤,中五小队亩产跨“纲要”。1977年又有枫坡、天心、城南、五里、蔬菜等五个大队亩产上千斤,高苏坂一队、二队和吴边、前屯、洋庄三队等生产队亩产跨“双纲”。

三、农业学大寨的成就

经过15个春秋的以改良土壤和治理山、水、田、路综合治理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后,昔日崇安的山河得到了新的安排,再也不出现以前那样暴雨必成灾、旱涝求神保的状况,农业学大寨最突出的成绩表现在三大方面:

改变了山河面貌,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平整土地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平整土地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是改造大自然的中心任务,在学大寨的15年中,特别是后7年,花了大量时间和力量,进行改土造田平整。全县得到平整的耕地有39274亩,占总耕地的28.6%,占可平整耕的90%以上。崇安县所谓的“七大平原”(赤石至三菇,星村至曹墩,仙店至兴田,五夫至溪尾,吴屯至歪头,岚谷至横当,洋庄至东村)全部实现了“田间大道化,田丘规格一律化,耕作机械化”。此外,东溪、西溪、黎源溪、海溪等两岸的耕地也基本得到了平整,实现了“三化”。到1978年全县可耕面积达111994亩,占土地面积的31.8%

兴修水利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崇安的地势,山峦重叠的地势,坡度大、溪流急,极易造成涝与旱的灾害。农业学大寨期间,国家对崇安的支持很大,年年都从国家财政中拿出大量专项资金投入兴修水利工程,15年共投入1120.1万元。在国家的支持和广大社员的努力下,全县建起水库15处,蓄水量1134.2万立方米;山塘18处,蓄水量19万立方米;拦河堤2122万立方米;水泵24台,电灌站26个。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到195943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1.26%。保证灌溉面积提高到175759亩。还建设防洪防冲工程90处,总长49.2公里,大大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架桥筑路沟通了城乡交通。崇安县当时是9个人民公社,下辖108个大队和1122个生产15队,其中分布座落在深山峻岭上的就有近800多个村庄,占总村庄数的75%以上。这些村庄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经济贸易发展困难。农业学大寨后交通道路逐步得到发展。到1978年,全县有公路36条。通车里程达693.46公里,比1964年的327公里增加了366.66公里。建设桥梁88座,长2579.59米。通车大队98个,占大队总数的89.5%,基本上实现了社社队队通车。公路的开拓为繁荣山区社队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业学大寨,改造大自然,绝大多数能达到当年改造当年收益,使农业收入增加,社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1978年,农业总收入已上升到2183.20万元,人年纯收93元。公共积累余额(现金)824.32万元,比1965年翻了一翻。农村人均口粮提到293.5公斤。因此农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1978年,社员实际购买商品达476万元。

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是党中央建设大寨县的六大标准之一。为此崇安县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全力抓之,使之科学种田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农业学大寨是群众性的运动,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四人帮”的干扰,问题不少。崇安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执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造成了不良后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平调劳动力,挫伤社员积极性。由于改造山河田工程项目部署太多太大,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而所有工程建设的劳动力投入都是摊派到每个社员身上。社员投工无报酬,全顶义务工,既违反了《现阶段人民公社条例》中规定的“每个劳动力每年给集体投入义务工不得超过15天”的规定,又加重了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造成了一些社队“超支户”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困难。二是工程求大求快,质量差。由于每一项目的工程规模安排越来越大,完成的时间却要求越短越好。为了完成任务,往往敷衍应付。当时工地上曾流传着“劳动无报酬,受益没得到,劳民伤了财,年年还要来”的顺田溜,就是对农业学大寨搞大规模工程建设时存在的严重弊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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