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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崇安县国民经济调整概况

作者:admin 日期:2011-11-2 11:04:15 人气: 标签:
导读:六十年代崇安县国民经济调整概况王瑞兴1958年至1960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崇安县作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产粮县,连续三年粮食产量递减:1960年3622万公斤,比历史最高时期的1958年4009.5万公斤少387.5万公斤,减产10.7%,比1959年233年万公斤,减少6%。三年中工业产值略有增长,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但工业产值增长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是脱离了农业基础,忽视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效益,盲目上马,经济建设畸形发展,其结果是投入大、产出小、收益少。城镇人口的增加、引起粮食供给紧张,居民物件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抑制了国民经济增长。1961年初,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崇安县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了调整,持续五年时间。通过采取整风整社,经济退赔、调整工业结构,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建立了“以农为主、林渔牧副并举”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体系。一、1961年国民经济初步调整1961年初,崇安县国民经济进行初步调整,历时一年,主要进行整风整社,实行经济退赔,纠正“一平二调”现象和调整工业结构。1961年1月4日,中共崇安县委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部署全县的整风整社工作,并纠正对“共产”风、“大跃进”、“一平二调”的不正确认识。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县委对三年来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全县国民经济滑坡的主要因素是:1、县委对中央提出的“农业是基础、工农业并举”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欠理解。错误地认为农业地区搞农业不成问题,农业生产劳作简单、粮食生产可以搞好,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地方工业和社办、队办企业的建设上,忽视了农业的艰巨性。至1960年,全县社办、县办工矿企业达82家。工业大批上马,必然使企业职工增多,而这些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从而削弱了农业劳动力,造成部分田园荒芜和田间管理精疏、粮食减产。其次,工业企业以及基本建设大量上马,使城镇人口剧增,统销人口增加,造成粮食供给困难,物价上涨。2、在思想指导上执行了“大跃进”、大冒进的“左”倾错误。在“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什么都以“万”字当头,如万吨松香、万吨位茶叶、15万立方米木材、万亩茶园、万头号养猪场、万鸡山、万箱蜂以及万宝山等等。一下子哪来那么多猪,只好伸手向社员要。如兴田公社兴田大队办养猪场从虹桥、汀浒、南岸、南树等大队调猪200多头号。如此办养猪场,养猪业自然不能发展,反而下降到9695头号。同时本来可以靠“两条腿”走路的畜牧养殖业,结果因贪大图公,把社员的“一条腿”给折了。3、“一平二调”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一平二调”侵占了广大社员和集体的经济利益,压抑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崇安县委、县政府和各公社党委领导对三年来经济工作进行了深刻反省,提高了认识,为经济工作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61年,通过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了“一平二调”现象,经济退赔取得了可喜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平调总金额达1838961.74元,其中省级平调27500元,专署平调113886元,县级平调747093.2元,公社级平调663752元,大队平调151577.1元,小队平调132351.44元,部队平调2802元;全县平调劳动日149003个,折金额125089.29元;平调毛猪2329头,折金额29270.06元。截止1961年3月,全县结合整风整社运动,对三年来平调实行了经济退赔,全县共退赔877539.49元,占应退赔数的47.7%。二、推行“大包”生产责任制,实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1961年随着整风整社运动的深入,广大干群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农业生产上建立了多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较全面推行的是“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和小段作业包干制但此间也萌发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新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即兴田公社黄土大队建立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该大队共有210户8个生产队,分布在6个自然村,大队部所在地黄土村有3个生产队118户,经济作物主要种植蓆草和黄麻,1961年粮食估产51万公斤,与上年持平,而副业生产值比历史最高时期高级社时的每户113元提高到152元,户增39元,“小自由”生产收入(不含家禽)每户折主粮150公斤,出现了该村历史上未有的农副业丰收年。社员说大包干简捷易行,一说就清楚,一听就懂,是个农民帐,“大包干”最公平合理,多收就多分,少收就少分,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黄土大队实行的“大包干”责任制与当时全县普遍推行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相比,具有显著区别,“三包一奖”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包干”则是以生产队为生产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成了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大包干”克服了奖赔不合理和平均主义现象,能充分调动全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12月16日,中共崇安县委发出了《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若干问题处理意见》,《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工作安排及一个大队步骤做法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对1961年年终分配和1962年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两个文件中,县委提出:(1)社、队办企业如农具修理厂、伐木场、水电站、种畜场均可采用定员、定产、定质、定成本、定上缴利润(产品)的几定包干,单独

六十年代崇安县国民经济调整概况

王瑞兴

 

1958年至1960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崇安县作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产粮县,连续三年粮食产量递减:1960年3622万公斤,比历史最高时期的1958年4009.5万公斤少387.5万公斤,减产10.7%,比1959年233年万公斤,减少6%。三年中工业产值略有增长,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但工业产值增长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是脱离了农业基础,忽视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效益,盲目上马,经济建设畸形发展,其结果是投入大、产出小、收益少。城镇人口的增加、引起粮食供给紧张,居民物件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抑制了国民经济增长。

1961年初,按照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崇安县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了调整,持续五年时间。通过采取整风整社,经济退赔、调整工业结构,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等一系列措施,逐步建立了“以农为主、林渔牧副并举”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体系。

一、1961年国民经济初步调整

1961年初,崇安县国民经济进行初步调整,历时一年,主要进行整风整社,实行经济退赔,纠正“一平二调”现象和调整工业结构。

1961年1月4日,中共崇安县委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部署全县的整风整社工作,并纠正对“共产”风、“大跃进”、“一平二调”的不正确认识。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县委对三年来国民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全县国民经济滑坡的主要因素是:

1、县委对中央提出的“农业是基础、工农业并举”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欠理解。错误地认为农业地区搞农业不成问题,农业生产劳作简单、粮食生产可以搞好,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地方工业和社办、队办企业的建设上,忽视了农业的艰巨性。至1960年,全县社办、县办工矿企业达82家。工业大批上马,必然使企业职工增多,而这些职工大部分来自农村,从而削弱了农业劳动力,造成部分田园荒芜和田间管理精疏、粮食减产。其次,工业企业以及基本建设大量上马,使城镇人口剧增,统销人口增加,造成粮食供给困难,物价上涨。

2、在思想指导上执行了“大跃进”、大冒进的“左”倾错误。在“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什么都以“万”字当头,如万吨松香、万吨位茶叶、15万立方米木材、万亩茶园、万头号养猪场、万鸡山、万箱蜂以及万宝山等等。一下子哪来那么多猪,只好伸手向社员要。如兴田公社兴田大队办养猪场从虹桥、汀浒、南岸、南树等大队调猪200多头号。如此办养猪场,养猪业自然不能发展,反而下降到9695头号。同时本来可以靠“两条腿”走路的畜牧养殖业,结果因贪大图公,把社员的“一条腿”给折了。

3、“一平二调”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一平二调”侵占了广大社员和集体的经济利益,压抑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崇安县委、县政府和各公社党委领导对三年来经济工作进行了深刻反省,提高了认识,为经济工作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61年,通过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了“一平二调”现象,经济退赔取得了可喜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平调总金额达1838961.74元,其中省级平调27500元,专署平调113886元,县级平调747093.2元,公社级平调663752元,大队平调151577.1元,小队平调132351.44元,部队平调2802元;全县平调劳动日149003个,折金额125089.29元;平调毛猪2329头,折金额29270.06元。截止1961年3月,全县结合整风整社运动,对三年来平调实行了经济退赔,全县共退赔877539.49元,占应退赔数的47.7%。

二、推行“大包”生产责任制,实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1961年随着整风整社运动的深入,广大干群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农业生产上建立了多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较全面推行的是“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和小段作业包干制但此间也萌发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新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即兴田公社黄土大队建立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该大队共有210户8个生产队,分布在6个自然村,大队部所在地黄土村有3个生产队118户,经济作物主要种植蓆草和黄麻,1961年粮食估产51万公斤,与上年持平,而副业生产值比历史最高时期高级社时的每户113元提高到152元,户增39元,“小自由”生产收入(不含家禽)每户折主粮150公斤,出现了该村历史上未有的农副业丰收年。社员说大包干简捷易行,一说就清楚,一听就懂,是个农民帐,“大包干”最公平合理,多收就多分,少收就少分,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黄土大队实行的“大包干”责任制与当时全县普遍推行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相比,具有显著区别,“三包一奖”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包干”则是以生产队为生产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成了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大包干”克服了奖赔不合理和平均主义现象,能充分调动全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12月16日,中共崇安县委发出了《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若干问题处理意见》,《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工作安排及一个大队步骤做法的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对1961年年终分配和1962年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两个文件中,县委提出:(1)社、队办企业如农具修理厂、伐木场、水电站、种畜场均可采用定员、定产、定质、定成本、定上缴利润(产品)的几定包干,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办法;(2)公社、大队的生产资料耕畜可抵价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在耕牛少的地区采取大队、生产队、饲养员“一、二、一”四条腿的办法处理,属于饲养员的一条腿一年后抵价入社,价款给社员;(3)对生产队实行定量、定产、定征购粮任务;(4)定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提留的比例与使用办法。提出公积金按总收5%提取,其中70%交大队、30%留生产队;公益金按32.5%提取,全部上交大队,用于解决“一包两照顾”的困难户;亦可留20%左右给生产队,作公共福利支出,管理费用一般不超过总收入2.5%,其中50--60%交给大队。(5)口粮分配:一般人口基本口粮定为180—200公斤。劳力人口口粮按劳力粮和工分粮各半分配,非劳力人口分等定量;(6)“大包干”后大队主要干部口粮定162.5公斤,其口粮经费,从管理费中支出。其余下放生产队的干部实行误工补贴。两个《意见》的生产责任制从“三包一奖”全面过渡到“大包干”,为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建立“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新型生产关系奠定了基础。

1962年初,崇安县将推行“大包干”制度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举措和中心工作来抓。同时分批完成核算单位下放。全县原有95个大队738个生产队,调整97个大队914个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使人民公社真正体现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和按劳分配的生产关系。

在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中,一些大队、生产队出现“单干包”现象,纠正“单干包”是国民经济经济调整的又一项主要工作。从秋后收入产量看,单干包减产的较多,社员困难的较多。武夷公社溪州大队“单干包”减了产,该大队仕畲生产队23户25个劳力,减产的就有17户,全队减产3500多公斤,全队有30550公斤征购粮任务完不成。秋后,县委对“单干包”的生产队进行纠正,至11月中旬,单干包的31个大队103个生产队1825户,除洋庄、五夫、武夷三公社外,均实行了统一分配,“单干包”基本得以纠正,从而为1963年至1965年的农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推行奠定了基础,为三年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精简与安置

精简与安置工作是60年代崇安县国民经济调整的又一重大举措,这项工作开展的根本原因是“大跃进”时期工业盲目上马,基本建设大量投入,致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其次是国家调整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提出支援农业支援山区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大跃进”时期,崇安县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尤以1960年最为突出。1960年崇安全县人口110099人,非农业人口为32311人,占29.3%。1957年非农业人口为19372人,与1960年比较三年内非农业人口增加12939人,增长66.8%,平均每年递增22.3%。这些增加的城镇人口基本上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

1、1962年精简概况

1962年初,崇安县成立了精简工作办公室,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由上而下开展精简。其主要途径:一是压缩一批工矿企业。二是从事业行政部门分流一批富余人员。1960年全县下马单位26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等7个,社办企业19个。全民所有制转办集体所有制的有建筑公司、搬运公司、四渡农场等7个单位。队办企业从原有197家2232人,精简到88家884人,净减1348人。全民所有制的九大部门,通过下放、分流途径,人员从1961年末11726人减到8720人,净减3006人,占地委分配数2400人的135.1%;社办企业职工从1961年末1190人减到393人,净减797人。城镇人口从1961年减到17706人减到16173人,净减1533人,占地委分配数500人的306.6%;商品粮人口从1961年末的26624人压缩到2075人,净减5872人,占地委分配数4600人的127.9%。全县精简回农村2844人,其中回本县农村1425人。通过精简,全县24个企业单位利润回升,从1961年的亏损6.19万元,变成1962年上缴30.60万元。

1962年在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粮食统销人口的同时,还采取压缩机动粮、企业粮来减轻农民负担。据统计1962年崇安县原定县、社、队三级机动粮、企业粮为2585939公斤,压缩了1082859公斤,占41.8%。

2、1963年以后的精简与安置工作

1961年、1962年精简工作,由于缺少经验,安置工作跟不上,致使有的单位精简流于形式,精简工作不彻底,如县粮食部门1961年底实有1335人,1962年精简了337人,但同时又接收了504人,实际增加了16人。1963年县委采取了精简职工与压缩统销人口、压缩城镇人口和压缩职工家属相结合的三个压缩措施,使1963年精简工作有较大突破。这年全县精简职工1536人,比地委计划指标866人多676人。全年压缩粮食统销人口2223人,占地委计划指标1070人的200.7%。

1963年以后安置工作采取集体安置与分散安置两条途径。集体安置以创办社办农场,建立独立核算的生产队为主。1963年2月接收古田水库移民162户778人,安置在崇安茶场作业区和兴田公社兴田大队、汀前大队,建立了生产队。1964年6月,接收10名福州青年安置在武夷山管理处,搞武夷山景区绿化。同年9月又接收福州知识青年203人、教师和工作组14人,分别在洋庄公社的四渡和星村公社的前兰,创办了知青农场,该农场为公社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独立核算单位,生产主要以种粮为主,兼营林业、牧业。

分散安置坚持“三去三不去”原则。“三去”即地多人少需要劳力的队去,生产好口粮多的队去,群众基础好的队去;“三不去”即落后队不去,口粮低的队不去,地少人多的队(回乡人员多)的队不去。1964年崇安县接纳晋江地区惠安县农村移民64户261人,以及福州等地闲散劳力均以分散形式安置在全县的15个大队57个生产队。崇安县由于在安置工作中坚持“三去”“三不去”原则,使安置工作巩固率达93.4%,为山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后来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四、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效

崇安县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实行了以农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使得国民经济好转、工农业产值逐年增加,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196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4423.5万公斤,比1962年增长21%,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96个大队全部增产,其中兴田公社增产达200多万公斤,枫坡、金竹等大队增长幅度达6成以上,出现了亩产255公斤的赤石大队。茶业产量2920担,比1962年增产6.1%。畜牧业方面,耕牛7124头,比1962年增长5.1%;生猪存栏21032头,比1962年增长47%,全年饲养数29443头,户平均1.35头。工业总产值374.47万元,比上年增长18.29%。全县财政收入达254.8万元,完成计划124%,比1962年增长33%。1964年粮食生产又创纪录,出现了户均卖余粮6500公斤的毛家洲生产队。1965年全县集体生产粮食达4950多万公斤,社员个人“小自由”生产达粮食175万公斤,两项合计全县粮食总产突破0.5亿公斤大关,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正确处理了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关系,使工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新型生产关系得到确立,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确保了农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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