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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的“大跃进”运动

作者:admin 日期:2011-6-18 9:00:46 人气: 标签:
导读:崇安县的“大跃进”运动彭泽1958年,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积极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切实际地修订提高经济发展计划指标,大放“卫星”。如1958年7月10日,县委就强调指出:“要贯彻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跃进中的最大阻力是保守,跃进与保守是两条道路斗争,要敢想、敢作、敢为”。要求各行业发射“卫星”、“火箭”,在全县造成一个运动。要求在10%的土地上创造万斤稻大“卫星”。全县约有耕地3.3万亩,要求每个党、团员干部要搞出1亩万斤稻,每个男全半劳力、每个女全劳力,每人完成1亩万斤稻。另外,还要求每个男女劳力不论干部群众,每人放射2亩亩产2000至3000斤的“火箭”。崇安的“大跃进”发展很快。1958年上半年主要推行早稻密植,但还是不能解决“亩产万斤稻”问题。为了达到亩产万斤,湖桃农场、樟树、枫坡等地在秋收前大搞“移稻并丘”,即把成熟的水稻或地瓜几丘合并为1丘,谎报军情,把数亩产量报作1亩的产量,人为地发射高产“卫星”、“火箭”,并大肆宣染,在全县掀起学习“并丘”、争放“卫星”违反科学、违背事实的行动。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崇安县在高级社办起不久,于1958年10月成立了曙光、红旗、卫星、乐园、武夷、幸福等6个人民公社。各公社下设营(大队)、连(生产队)、排(作业组),实行政企合一和统一的军事化指挥体制。县、公社对全县农作物各项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愈演愈烈。社员出工提倡“放标兵”,人日插10亩秧,日收千斤谷。耕作粗放,农活质量下降。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按照县委的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要达5.4亿斤,征购4482万斤,比1952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2794万斤增加1688万斤。而实际总产量只有7713.69万斤,这给农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据统计,农民除完成征购任务外,还要留下种子粮214.32万斤,饲料粮269.03万斤,每个农村人口的口粮仅358斤稻谷,比1952年人均570斤减少212斤。公社组织编成团营连排,采用军事化管理,进行大兵团作战,每天晚上加班夜战,什么地方火把多,什么地方的干劲就是大。平调各处劳动力,集中上山砍柴烧木炭、挖铁矿、洗铁砂、通霄达旦炼钢铁。并实行插红旗、拨白旗的办法来刺激社员积极性、抑制消极行为。领导一味追求表面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讲求实效,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村里仅留下少数老弱病残者,造成劳力不足,不少的农作物无法收获而烂在田里。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约有万亩以上的粮食烂在田里,损失产量数百万斤。各公社、大队还办起大食堂,实行工资加供给制,包食、包穿、包医疗、包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等,在实、高级社时的积累很快就被吃光、用光,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大跃进”的具体内容有:一是1957年冬的农田水利建设。1957年11月下旬,福建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迅速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全省上下立即掀起一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崇安县县委也作出水利工作的规划,全县计划兴修水利54处,消灭旱灾面积11700亩,改善灌溉面积3970亩等。县委根据县情,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崇安西郊兴建楮树下水库。该水库土坝高15米,蓄水达65万立方,受益农田5000亩,增灌面积3000亩,改善灌溉面积2000亩。楮树下水库共投技工2500个,民工6000多个,开支工程经费14万元。二是大力开展放“卫星”、“火箭”运动。农业战线上的放高产“卫星”、“火箭”是“大跃进”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当时,一些领导头脑发热,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制定“卫星”、“火箭”标准,如“万斤稻”、“万斤窑”等等。为了使全县放“卫星”、“火箭”运动形成高潮,崇安县委作出了“关于建立高额丰产田的决定”。其中规定卫星标准:水稻每亩1万斤,甘薯每亩5万斤,黄豆每亩5千斤,花生每亩1千5百斤,冬小麦每亩5千斤,没菜籽每亩1千5百斤,茶叶每亩2千斤。火箭标准:水稻亩产2-3千斤,甘薯亩产3万斤,黄豆亩产3千斤,花生亩产1千斤,冬小麦亩产3千斤,油茶籽亩产1千斤,茶叶亩产1千斤。为了保证“卫星”、“火箭”计划落到实处,县委分配任务、明确责任。凡是党、团员、组长以上干部(约1万人),每人1亩万斤稻,共1万亩,可产粮1亿斤;群众每个男半劳动力、女全劳力每人1亩5千斤水稻(约有二三万亩),可产粮1.15亿斤,两项合计3.3万亩土地,可产粮2.15亿斤。县委还十分认真地制定了完成放“卫星”、“火箭”的具体措施。万斤稻措施:一是深翻土,要求深翻到1.5尺以上;二是实行密植,水稻株距要求2寸×1.8寸,每亩插16万株。过分的密植,光合作用弱,通风不良,易发生病虫害,却是违背科学的。三是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崇安县全党动员、全民上山大办钢铁,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部队指战员共6068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0%),编成8大兵团、38个营、248个连、886个排,分成建炉、烧炭、炼铁、运输、其他等六大专业组织开展炼铁运动。经统计,全县共建炉子1342座,其中土高炉57座,喇叭炉1285座,投入生产905座,占总炉数67.4%;挖矿24处,取矿石1940吨;洗铁砂123吨;焙烧矿石812吨;建烧窑2967座产木炭1374吨;新制与改良风箱873个

崇安县的“大跃进”运动

彭泽

 

 

1958年,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积极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切实际地修订提高经济发展计划指标,大放“卫星”。如1958年7月10日,县委就强调指出:“要贯彻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跃进中的最大阻力是保守,跃进与保守是两条道路斗争,要敢想、敢作、敢为”。要求各行业发射“卫星”、“火箭”,在全县造成一个运动。要求在10%的土地上创造万斤稻大“卫星”。全县约有耕地3.3万亩,要求每个党、团员干部要搞出1亩万斤稻,每个男全半劳力、每个女全劳力,每人完成1亩万斤稻。另外,还要求每个男女劳力不论干部群众,每人放射2亩亩产2000至3000斤的“火箭”。

崇安的“大跃进”发展很快。1958年上半年主要推行早稻密植,但还是不能解决“亩产万斤稻”问题。为了达到亩产万斤,湖桃农场、樟树、枫坡等地在秋收前大搞“移稻并丘”,即把成熟的水稻或地瓜几丘合并为1丘,谎报军情,把数亩产量报作1亩的产量,人为地发射高产“卫星”、“火箭”,并大肆宣染,在全县掀起学习“并丘”、争放“卫星”违反科学、违背事实的行动。

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崇安县在高级社办起不久,于1958年10月成立了曙光、红旗、卫星、乐园、武夷、幸福等6个人民公社。各公社下设营(大队)、连(生产队)、排(作业组),实行政企合一和统一的军事化指挥体制。县、公社对全县农作物各项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愈演愈烈。社员出工提倡“放标兵”,人日插10亩秧,日收千斤谷。耕作粗放,农活质量下降。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按照县委的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要达5.4亿斤,征购4482万斤,比1952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2794万斤增加1688万斤。而实际总产量只有7713.69万斤,这给农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据统计,农民除完成征购任务外,还要留下种子粮214.32万斤,饲料粮269.03万斤,每个农村人口的口粮仅358斤稻谷,比1952年人均570斤减少212斤。

公社组织编成团营连排,采用军事化管理,进行大兵团作战,每天晚上加班夜战,什么地方火把多,什么地方的干劲就是大。平调各处劳动力,集中上山砍柴烧木炭、挖铁矿、洗铁砂、通霄达旦炼钢铁。并实行插红旗、拨白旗的办法来刺激社员积极性、抑制消极行为。领导一味追求表面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讲求实效,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村里仅留下少数老弱病残者,造成劳力不足,不少的农作物无法收获而烂在田里。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约有万亩以上的粮食烂在田里,损失产量数百万斤。各公社、大队还办起大食堂,实行工资加供给制,包食、包穿、包医疗、包子女就学、文化生活等,在实、高级社时的积累很快就被吃光、用光,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大跃进”的具体内容有:

一是1957年冬的农田水利建设。1957年11月下旬,福建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迅速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全省上下立即掀起一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崇安县县委也作出水利工作的规划,全县计划兴修水利54处,消灭旱灾面积11700亩,改善灌溉面积3970亩等。县委根据县情,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崇安西郊兴建楮树下水库。该水库土坝高15米,蓄水达65万立方,受益农田5000亩,增灌面积3000亩,改善灌溉面积2000亩。楮树下水库共投技工2500个,民工6000多个,开支工程经费14万元。

二是大力开展放“卫星”、“火箭”运动。农业战线上的放高产“卫星”、“火箭”是“大跃进”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当时,一些领导头脑发热,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制定“卫星”、“火箭”标准,如“万斤稻”、“万斤窑”等等。为了使全县放“卫星”、“火箭”运动形成高潮,崇安县委作出了“关于建立高额丰产田的决定”。其中规定卫星标准:水稻每亩1万斤,甘薯每亩5万斤,黄豆每亩5千斤,花生每亩1千5百斤,冬小麦每亩5千斤,没菜籽每亩1千5百斤,茶叶每亩2千斤。火箭标准:水稻亩产2-3千斤,甘薯亩产3万斤,黄豆亩产3千斤,花生亩产1千斤,冬小麦亩产3千斤,油茶籽亩产1千斤,茶叶亩产1千斤。为了保证“卫星”、“火箭”计划落到实处,县委分配任务、明确责任。凡是党、团员、组长以上干部(约1万人),每人1亩万斤稻,共1万亩,可产粮1亿斤;群众每个男半劳动力、女全劳力每人1亩5千斤水稻(约有二三万亩),可产粮1.15亿斤,两项合计3.3万亩土地,可产粮2.15亿斤。县委还十分认真地制定了完成放“卫星”、“火箭”的具体措施。万斤稻措施:一是深翻土,要求深翻到1.5尺以上;二是实行密植,水稻株距要求2寸×1.8寸,每亩插16万株。过分的密植,光合作用弱,通风不良,易发生病虫害,却是违背科学的。

三是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崇安县全党动员、全民上山大办钢铁,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部队指战员共6068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0%),编成8大兵团、38个营、248个连、886个排,分成建炉、烧炭、炼铁、运输、其他等六大专业组织开展炼铁运动。经统计,全县共建炉子1342座,其中土高炉57座,喇叭炉1285座,投入生产905座,占总炉数67.4%;挖矿24处,取矿石1940吨;洗铁砂123吨;焙烧矿石812吨;建烧窑2967座产木炭1374吨;新制与改良风箱873个;培训建炉、烧炭等技术工人共1150人。

四是发展地方工业。“大跃进”前的1957年,崇安县共有7个工厂,15种工业产品,125名工人,工业总产值71.4万元,占全县农、副业总产值的7.8%。为了促使5年内工业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产值,改善经济结构和落后面貌,县委于1958年初成立了工业核心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崇安县地方工业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县工业产值要增长到326.3万元,到1962年工业产值要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24%。具体项目有机械工业、电力工业、造纸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建筑器材工业、化肥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等,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兴办了一些工厂,奠定了崇安县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当时的局限性和规划、领导决策的不科学,给崇安县地方工业造成亏损面大、经济损失严重的后果,教训是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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