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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作者:admin 日期:2013-7-6 9:22:23 人气: 标签:
导读:崇安县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李萍一、党组织、临时政权机构的成立1949年5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北游击队和中共崇安县城市工作部的英勇斗争及密切配合下,崇安成为福建解放第一城。5月10日,崇安城工部按原计划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护地方秩序、做好接管旧政权等项准备工作。为了适应支前工作的需要,城工部征得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同意。组成临时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闽北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外转群众朱剑平担任,副主任由崇安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担任。“工委会”设在原警察局内。下设军事组、政治组、经济组。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工委会做了召回崇安伪县长陈亚夫、收缴刘午坡等反动军队的武装、封存粮食仓库、保护交通设施等大量工作。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安定社会秩序和支援人民解放军的粮食是首要任务。“工委会”几十个人分头工作。搞宣传的一面大量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传单,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投降,一面组织发动中小师生上街宣传党的政策,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刚解放的崇安城,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那些被国民党吓跑了的师生、商人陆续回了城,学校复课了,商店开业了,一切开始走上正轨。1949年6月,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8月20日,华东局派遣的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达崇安。25日,中国共产党崇安县委员会宣布成立。县委刚成立时,仅设4个工作机构,下辖5个区分委。全县有共产党员85人,脱产干部110人,其中南下干部66人,本地干部44人。1949年8月至1950年8月县委领导机构初期阶段实行任命制和常委制。1949年8月,地委任命李生堂为县委书记,成立中共崇安县委,由委员5人组成。县委设立了秘书室、办公室、组织部和宣传部4个工作机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先后增设了纪检会、财贸部、统战部、农工部、文教部、工交部、党史办、妇女部、党校等工作机构。新县委成立后,全县党的基层组织根据行政区划而设立,首先设立5个区(分)委,之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调整。第一区(分)委驻星村,第二区(分)委驻五夫,第三区(分)委驻赤石,第四区(分)委驻洋庄,第五区(分)委驻吴屯。1950年9月15日,中共崇安县委领导机构进入初设常委阶段。任璜等3人组成中共崇安县委常委会,仍设县委书记1人。1951年1月,为了抓好崇安县的土改工作,地委派原南平地委书记王文波为县委书记。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于1949年6月13日成立,初由杨金生任县长,南下干部到达后,县人民民主政府改称为县人民政府,李树荣接任县长职务。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教科、财粮科、建设科、公安局等12个工作机构,共有110名干部,其中南下干部66人,地下党干部6人,城工部干部5人,新吸收干部14人,留用旧职人员19人。同时建立5个区公所,作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对区以下的乡、村基层政权,根据当地历史条件暂时沿用旧政权的保甲制,后将保改为村,甲改为邻。1950年底,全县在基本完成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废除了旧村(邻)制度,全县由5个区公所调整为6个区公所。1949年8月至1950年冬,县人民政府在致力于领导全县人民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支前、剿匪、反霸、镇反、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着手进行民主建设工作。1949年12月13日,召开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县长1人。二、接管工作的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城后,崇安城工部在原警察局成立了“闽北工委会”,同时,工商联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由商会临时负责维持治安。由于解放前夕,崇安县就基本上为城工部所控制,因而工委会能较顺利地发号施令,查封机关、粮库,保护人民财产。工委会首先严密保护伪政府办公室、档案室等部门的文书档案,贴上工委会封条,不准任何人启动,因而使归档材料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工委会又同时查封了全县所有的粮库,明文规定只有工委会的条子才能付粮,启封时必须由经济组的同志前往监督,对粮食仓库的旧管人员决定继续留用,这些较完善的措施,使崇安粮食未遭损失,保证了过境大军的粮食供应。崇安工委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与闽北游击纵队密切配合,辛劳地工作。这期间,除国民党崇安县党部设在公路边,遭受到国民党败兵的破坏外,其它的国家财富均没受到损害,胜利完成了新政权建立之前的过渡工作。6月,城工部所有人员全部到建瓯军管会整训,一切缴获由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移交给县长杨金生。1949年6月13日,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后,民主政府宣布取消旧政权组织,解散反动社会团体,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民主政府对旧政权机关分4个部分进行接管。由秘书办接管原秘书办、宗卷室;财粮科接管原田粮科、财政科、会计室;建设科接管原建设科;民教科接管原教育科及其附属单位县卫生院等,还接管了下辖的邮政、电信、银行、稽征处、地方税征收处、国税征收处和5个区公所。接管的重点是财粮科和警察局、财粮科交接地点在现政府老办公楼的小会厅,人员占参加交接仪式人员的半数以上。国民党警察局被人民民主政府接管后,成立了公安局,地点在原警

崇安县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李萍

 

一、党组织、临时政权机构的成立

1949年5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北游击队和中共崇安县城市工作部的英勇斗争及密切配合下,崇安成为福建解放第一城。

5月10日,崇安城工部按原计划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护地方秩序、做好接管旧政权等项准备工作。为了适应支前工作的需要,城工部征得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同意。组成临时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闽北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外转群众朱剑平担任,副主任由崇安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担任。“工委会”设在原警察局内。下设军事组、政治组、经济组。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工委会做了召回崇安伪县长陈亚夫、收缴刘午坡等反动军队的武装、封存粮食仓库、保护交通设施等大量工作。

工作千头万绪,然而安定社会秩序和支援人民解放军的粮食是首要任务。“工委会”几十个人分头工作。搞宣传的一面大量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传单,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投降,一面组织发动中小师生上街宣传党的政策,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

刚解放的崇安城,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那些被国民党吓跑了的师生、商人陆续回了城,学校复课了,商店开业了,一切开始走上正轨。1949年6月,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8月20日,华东局派遣的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达崇安。25日,中国共产党崇安县委员会宣布成立。县委刚成立时,仅设4个工作机构,下辖5个区分委。全县有共产党员85人,脱产干部110人,其中南下干部66人,本地干部44人。

1949年8月至1950年8月县委领导机构初期阶段实行任命制和常委制。1949年8月,地委任命李生堂为县委书记,成立中共崇安县委,由委员5人组成。县委设立了秘书室、办公室、组织部和宣传部4个工作机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先后增设了纪检会、财贸部、统战部、农工部、文教部、工交部、党史办、妇女部、党校等工作机构。

新县委成立后,全县党的基层组织根据行政区划而设立,首先设立5个区(分)委,之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调整。第一区(分)委驻星村,第二区(分)委驻五夫,第三区(分)委驻赤石,第四区(分)委驻洋庄,第五区(分)委驻吴屯。

1950年9月15日,中共崇安县委领导机构进入初设常委阶段。任璜等3人组成中共崇安县委常委会,仍设县委书记1人。1951年1月,为了抓好崇安县的土改工作,地委派原南平地委书记王文波为县委书记。

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于1949年6月13日成立,初由杨金生任县长,南下干部到达后,县人民民主政府改称为县人民政府,李树荣接任县长职务。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教科、财粮科、建设科、公安局等12个工作机构,共有110名干部,其中南下干部66人,地下党干部6人,城工部干部5人,新吸收干部14人,留用旧职人员19人。同时建立5个区公所,作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对区以下的乡、村基层政权,根据当地历史条件暂时沿用旧政权的保甲制,后将保改为村,甲改为邻。

1950年底,全县在基本完成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废除了旧村(邻)制度,全县由5个区公所调整为6个区公所。

1949年8月至1950年冬,县人民政府在致力于领导全县人民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支前、剿匪、反霸、镇反、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着手进行民主建设工作。1949年12月13日,召开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县长1人。

二、接管工作的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城后,崇安城工部在原警察局成立了“闽北工委会”,同时,工商联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由商会临时负责维持治安。由于解放前夕,崇安县就基本上为城工部所控制,因而工委会能较顺利地发号施令,查封机关、粮库,保护人民财产。工委会首先严密保护伪政府办公室、档案室等部门的文书档案,贴上工委会封条,不准任何人启动,因而使归档材料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工委会又同时查封了全县所有的粮库,明文规定只有工委会的条子才能付粮,启封时必须由经济组的同志前往监督,对粮食仓库的旧管人员决定继续留用,这些较完善的措施,使崇安粮食未遭损失,保证了过境大军的粮食供应。

崇安工委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与闽北游击纵队密切配合,辛劳地工作。这期间,除国民党崇安县党部设在公路边,遭受到国民党败兵的破坏外,其它的国家财富均没受到损害,胜利完成了新政权建立之前的过渡工作。6月,城工部所有人员全部到建瓯军管会整训,一切缴获由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移交给县长杨金生。

1949年6月13日,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后,民主政府宣布取消旧政权组织,解散反动社会团体,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民主政府对旧政权机关分4个部分进行接管。由秘书办接管原秘书办、宗卷室;财粮科接管原田粮科、财政科、会计室;建设科接管原建设科;民教科接管原教育科及其附属单位县卫生院等,还接管了下辖的邮政、电信、银行、稽征处、地方税征收处、国税征收处和5个区公所。接管的重点是财粮科和警察局、财粮科交接地点在现政府老办公楼的小会厅,人员占参加交接仪式人员的半数以上。国民党警察局被人民民主政府接管后,成立了公安局,地点在原警察局内,交接的所有枪支、弹药都予以封存。

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于8月20日改称崇安县人民政府,9月5日县政府移交,布告所有旧政府人员到政府报到,听候处理。几天之内,报到30余人,包括国民党县长陈亚夫和电话总机全部人员。县政府9月3日发出通令,不分等级职别到城内贞光女子学校办训练班,训练后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处理。训练期间着重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对旧职人员的处理政策,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作了全面登记,交待了自己的情况并提出个人要求,经审查后,对表现较好、问题大体清楚的,根据工作需要采取留用办法。如总机、财粮、税收、档案银行、邮电等方面人员约留用20余人。不留用的(包括陈亚夫)发足路费遣散回原籍。

三、解放初的各其民主改革

(一)镇压反革命

崇安县于1950年11月中旬开始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月18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纠正剿匪中过于从宽的倾向,贯彻“从严”精神,并以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继续合击残匪、保卫土改和抗美援朝为中心任务。1951年2月,在全县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华东区惩治反革命罪犯暂行条例(草案)》,掀起镇压反运动的高潮。

镇反运动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主要是发动群众,宣传镇反政策、条例、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第二期自1951年11月始至1952年10月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转为休整阶段。第三期从1952后11月至1953后12月,继续深入地开展镇反运动,深挖隐藏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1950年2月破获了潜伏的“反共大队”,逮捕了潜伏在我机关内的匪情报员周元莫及大队长周钟林,瓦解了匪众20余人,彻底摧毁了该反革命组织。1950年底,又侦破匪特在武夷山马头岩组织的“反共神州保民救国军”,捕获了骨干分子10余人。至1953年12月,全县共逮捕了887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后被判死刑的有267名,死缓18名,有期徒刑314名,管制61名,经教育后释放的212名,另交群众监督改造的277名。此外,还清查了一批隐藏在机关内的敌人和不纯分子。

(二)清理反动党、团、特组织

1951年1月开始对反动党、团、特组织进行登记。崇安县公安局发布十条登记办法,命令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国民党军官连级以上、国民党政府官员区级以上、国民党警察警长以上、军统通讯员以上者一律自首登记,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至2月结束,全县共登记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134名,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人员35名、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10名,军统特务2名,中统特务15名。收缴各种印章、委任状、反动党团证和反动书刊等物。经审查,根据上列人员的罪行依法逮捕21名、按其罪行判刑处理,其它经教育有悔过表现给予释放。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1950年11月,崇安县人民政府宣布反动会道门为非法组织没有成立的不准成立,已成立的立即解散,停止活动,责令其头目到公安局登记;宣布大刀会是被国民党用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组织,号召其成员向政府投诚并登记,凡投诚者从宽处理、执迷不悟者从严处理。经调查摸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敦促登记,依法处理122名有严重罪行的反动会道门,并收缴土枪、刀矛、反动旗帜、法符和被他们骗取的黄金、银元、银器布料等物资。

(四)肃清反革命分子

1956年3月,在县属38个单位分两批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共崇安县委成立5人小组领导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分二批进行,计查出反革命分子29人,坏分子7人。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分别给予判刑、管制、劳教、监督改造等处理。

四、贯彻党的城乡经济政策,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崇安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县人民政府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着手医治战争创伤,帮助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摆脱贫困。1949年10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施政报告》,部署征粮、减租和老区救济工作。此后到1950年春,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连续召开三次,主要是贯彻生产自救和减租反霸政策。与此同时,各乡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和反霸斗争。同时,农村开展垦荒扩种、生产救灾工作。

1950年12月开始,全县经一年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农民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县政府还先后发放经济建设外助款12.65万元,扶助灾区的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渡荒救灾,并指示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发放农贷,提高产品价格,相应制定了《不许荒废土地,不准宰杀耕畜,不准砍伐树木》等保护生产的规章,农民生产情绪稳定,搞好生产、重建家园的积极性提高。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全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五、整顿社会治安、清除社会垃圾和丑恶现象

(一)禁赌

赌博是旧社会的遗毒,即腐蚀人们的思想,又败坏了社会风气,是诱发犯罪的根源,严惩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赌风盛行。解放后,人民政府将禁赌活动纳入治安管理,1951年6月开始重点清理赌博案件,摧毁赌场5处,抓获参赌人员20余人。同时,按照情节轻重予以处罚。以后,每逢元旦、春节,县政府颁发禁赌令或通告,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反对赌博。1957年8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发布后,崇安县对赌头赌棍进行打击、收容并判处5名赌头赌棍劳动教养,有效地制止了赌博的恶习。

(二)禁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崇安有种鸦片者23人、制毒者2人、吸毒者55人、贩毒者92人。1952年6月,县成立清毒运动指挥所,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对重点地区开展侦察、宣传,查获烟毒案件6起,查获种、制、贩、吸毒人贩187名,逮捕主、惯犯10名,缴获鸦片6起,查获种、制、贩、吸毒人贩187名,逮捕主、惯犯10名,缴获鸦片2.4公斤和一大批烟具,有力地打击了烟毒犯,基本上肃清了烟毒。

(三)取缔娼妓

卖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恶习,在民国期间有明暗之分,明的以卖淫为业,公开挂牌,接纳嫖客,称郎子班;暗的散落民间,性病流传,贻害民众。国民党政府虽然曾经取缔过,但腐败的官员参与嫖娼,因此卖淫现象未能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净化社会风气,保障人民身体健康,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嫖娼行为,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帮助他们从事正当的劳动生产,对极少数利用或诈骗妇女卖淫的人依法惩处,对娼妓引导其就业,给予生活出路,暗娼卖淫活动得到有效的制止。

六、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1949年8月至1950年冬,县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结合支前、剿匪、反霸、镇反、土改,着手进行民主建政工作。1949年12月13日,召开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作为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它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选举产生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每3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提出了3个月政府施政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参政的作用,从而推动了全县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

1951年1月,全县5个区调整为6个区,1952年9月,又划为7个区。在区一级政权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全县于1952年底建立了乡(村)一级人民政权,从而结束了旧政权保甲制的历史。

1954年6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改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县人大取代了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7月,县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县人民政府改称为人民委员会,其委员、县长、副县长和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均由县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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